老舍、鲁迅和冰心是怎样过年的

1918年9月，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老舍走马上任，在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今北京市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当了校长，平常住校，假日回家。1919年元月底，农历1918年的最后一天，老舍回了家。他母亲很开心，兴高采烈地备办年夜饭，准备跟儿子过一个团圆年。却听老舍说：“妈，您甭收拾了，一会儿我还得回去，今天学校不放假。”

老舍：除夕还要返校

两个小时后，老舍果真回了学校。

所有人都知道，农历春节是传统中国最隆重的节日，学校、机关和绝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会放假，老舍作为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怎么能不放假呢？

原因很简单，主管部门不许放假。

1918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通告：“为实行国历，废除旧历，绝灭帝王思想，破除迷信旧习，促进革新事业，吾教育界当作表率，凡在旧历新岁，均不能休务，以示提倡。”这里“国历”指公历，“旧历”指农历。公历从西方引进，象征革新；农历在中国产生，象征传统。民国政府破除传统，提倡革新，想从社会习俗中铲掉旧中国的专制残余，势必要推广公历，取代农历。可是传统力量相当强大，别的不说，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跟农历息息相关，对传统节日的每一场庆祝都在提醒着人们：农历还在，还活得好好的，还指导着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呢！

所以，要破除传统，就得破除农历；要破除农历，就得破除传统节日；要破除传统节日，就不能再让人民群众继续庆祝传统节日中那个最为盛大最为热闹最为隆重最为牢固的农历春节；要不让人民群众庆祝春节，就得让公职人员做好示范作用；教育干部和教师都是公职人员，理所当然要带个好头；所以从1918年起，教育界就别过除夕了，大年初一就别放假了……这就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逻辑。

老舍有哥有姐，姐姐已出嫁，照规矩必须在夫家过年，年后才能回娘家走亲戚；哥哥在外当差，春节回不了家。老舍本来还有一个姑妈，长年住在老舍家里，但那时候姑妈也已去世。所以老舍一回学校，整个家里就剩下老母亲孤孤零零一个人，一个人守岁，一个人过年，一个人待在家里，听着满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甚是凄凉。

老舍是孝子，不想返校，可是上级有令，不能不从，只得出门往外走。多年以后，他在一篇散文里回忆道：

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学校。路上必是很热闹，可是我并没看见，我似乎失了感觉。到了学校，学监先生正在学监室门口站着。他先问我：“回来了？”我行了个礼。他点了点头，笑着叫了我一声：“你还回去吧。”这一笑，永远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将来死后能入天堂，我必把这一笑带给上帝去看。

这段文字说明，老舍遵照上级通知回到学校，在他们学校督导工作的学监大人却额外开恩，又让他回去了，这让老舍无限感激，以至于把学监的笑容永远印在心中。

学监比校长的级别高，受教育主管部门派遣，巡查下辖各校工作，看校长是否违背政令，老师是否奉职严谨，学生是否安心上课，有点儿像汉朝的“督邮”和明朝的“巡按”。那年除夕，学监可能奉上级命令，专门视察各校有没有阳奉阴违，偷着放年假。接连查了几个学校，师生们大概都走了，只有老舍这个新任校长很是听话，照常奉职，学监不忍心，干脆让老舍也放假算了。当然，校长们都放假了，学监也就可以撂下挑子，回家过年去也。那这样一来，教育部不许放年假的通令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事实上，从民国政府成立那天起，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各级政府都在不断地遏制传统春节，或者尽量缩短春节假期。

例如1912年北洋政府内政部警察总厅张贴告示提醒北京市民：“自1913年1月1日起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换春联，旧历除夕元旦不许放鞭炮。”

1915年北洋政府交通部通令各地邮局：“为彻底废除旧历计，凡在旧历新岁接到之贺年片，一概没收，均不寄递，各省邮政总局亦不可休业。”过去农历春节期间，年轻人流行给亲朋寄贺卡，今后邮政系统再收到这种散发着“旧历”气息的贺卡，一概没收，不再投递。

1921年12月16日，被北大聘为教授的成都文学家吴虞收到通知：“本学年新历年假放一星期，旧历春节放假二日。”公历元旦是新新年，放假七天；农历春节是老新年，放假两天。

1930年1月10日，浙江省政府再次提倡新新年，打压老新年，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一，“禁止市面售卖鞭炮、门神、祭祀用品。”

鲁迅：元旦冷清，春节热闹

但不管民国政府采用什么方法，都没能“彻底废除旧历”，也没能遏制住人们过传统春节的热情。

1930年2月5日，《北平时事公报》评论道：“旧历废而不止，人们都沿着习俗，旧历的新年还是比国历的元旦要热闹。旧历年一到，商店依然歇业，学校依然停课，大人依然备年货，孩子依然要糖果，噼里啪啦的牌声依然像爆竹声一样热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至少有一桌在玩着，好像旧历年赌博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会来禁止呢？”

即使是努力打压旧历年的政府，也一样抵挡不住旧历年的诱惑。查《鲁迅日记》，从1913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上班那十几年，新历的元旦当然会放假，旧历的春节同样会放假，元旦放假一般三天，春节放假也是三天，从假期长短上看，被废止的旧历年与被提倡的新历年打了个平手，谁也没把谁打趴下。

民国时过元旦，官样文章做得特别多。从北洋军阀治下的北方，到国民党割据的南方，从1928年蒋介石统一南北前，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每年元旦都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共事业单位最忙的时候。元旦的忙，不是忙着上班，而是忙着庆祝。

怎么庆祝呢？我们拿广州举例说明：

元旦当日，中山大学、广州市政府、广州各中小学、广州各商会、妇女会、育婴院、国民党广州党部均派出代表，群集于粤秀山公共运动场。运动场上高搭主席台，主席台上悬挂国旗、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运动场中间竖起一根碗口粗的旗杆，旗杆上高高悬挂一面“广州市庆祝元旦暨游艺表演大会”的旗帜。这根大旗杆两旁又排列着许多小旗杆，分别悬挂着各校的校旗。

上午10:00，各校学生代表到齐，广州官员到齐，各机关几百名职员到齐，各商会代表到齐，会场上黑压压人群望不到边，总计几万人。市长讲话，教育局长讲话，中山大学校长讲话，学生代表讲话，商会代表讲话。然后是中学生表演体操，小学生表演国旗操，大学生进行体育比赛。下午3:00，所有参会者排成长队，向市区进发，市长领队，军乐队伴奏，向市民发放传单，宣讲“施行新历”对于“革命”的伟大意义。直到傍晚时分，游行才圆满结束。

那时候，南北分治，国民党作为新生力量，尚未进入专制腐败阶段，广州作为国民党大本营，民众参政议政颇有激情，元旦大会有声有色。北方则不然，一切庆祝仅具形式。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佥事，每年元旦例行的庆祝活动无非是上午在部里开一个小规模的元旦庆祝会（或者提前一天即开此会），下午即回家过节。倘若碰上地方闹灾，这场庆祝会就会变成募捐会，从总长到科员都得捐款。至于像广州官员和民众那样举行几万人的大规模庆祝会，北洋时代的北京从未发生过，鲁迅也从未经历过。

可以这样说，鲁迅在北京工作十几年，每年的元旦都过得比较冷清。他日记中写到元旦假期，几乎都是“休假”、“无事”、“上午某某来”这样的文字。倒是到了农历春节，鲁迅日记里会多出“旧历元旦也”以及“某某招饮”、“治午餐招某某”等等关于相互宴请的记载，比元旦要热闹一些。

普通人也是如此。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记录了日军侵华期间一个上海五金店小伙计颜滨的日常生活。每年元旦，颜滨供职的店铺并不放假，仅仅是听从官府命令，在店铺外面张贴“庆祝新年”的标语。而旧历春节一到，店铺必定歇业七天左右，伙计们统统放假，或回乡探亲，或在上海逛庙会、逛商场、逛大世界。颜滨是宁波人，但父母双亡，姐姐在上海定居，所以他一般都是跟姐姐一起过节，与舅父、远房叔父和其他亲戚在一起打牌、搓麻将，用通宵的“雀战”来迎接旧历年。

颜滨说，上海人平常小气，过年大方，农历春节互相拜年，衣服口袋里一定要塞满一堆“小茶包”（内装大洋一元或者小洋二角的红包），到了别人家，见了孩子得给孩子发压岁钱，对方佣人端来盖碗茶时，也要给佣人发一个小红包作为“年赏”。老爷太太们对自家的佣人同样很大方，上至管家，中至司机，下至看门的听差和厨房的杂工，人人都有一笔年赏。所以有些佣人并不关心雇主一个月给多少工钱，只关心雇主能给多少年赏，以及大概会有多少客人到雇主家里拜年——客人和雇主的年赏加起来，可能比一年的工钱都多得多呢！

冰心：新年漫漫探亲路

说到压岁钱和年赏，我们不能不提到冰心。

冰心小时候住在烟台海军学校附近，母亲管家，又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姓余的老妈子。大年初一早起，冰心的母亲给孩子和佣人们发红包，每人一枚“锃亮的墨西哥银元”。墨西哥银元是清朝后期和民国时代流入中国最多的外国银币，币面上铸了一只雄鹰，又叫“鹰洋”和“墨洋”，重量稳定，含银量高，民国时期一直是备受欢迎的硬通货。按照购买力估算，一枚鹰洋大约相当于现在两百元人民币。如果按照清末民初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估算，则当时一枚鹰洋就是一个青壮劳力在大城市打工十天的收入。

冰心出身于世家大族，父亲从海军军官做到海军部次长，家资虽非巨富，跟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强得太多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冰心去申报馆捐款劳军，捐的就是她攒下来的十块银元，那都是她的压岁钱。对于家道小康的孩子，十块银元不算什么巨款；可是乡下许多农民一辈子都见不到十块钱——也许家里的积蓄刚够兑换一块银元的时候，就得被迫交租或还债。

冰心一生顺风顺水，先是在北京就读最好的教会中学（贝满女中），又在北京就读最好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美国归来后回母校当教授，不久又与同是留美博士和大学教授的吴文藻成婚……

冰心在北京当教授时，她父亲去上海担任海道测量局长兼全国海岸巡防处长，迁往上海法租界居住。所以每逢春节，冰心都要去上海探亲。

现在从北京到上海，有高铁，有飞机，快得很。冰心探亲时只有轮船和火车（民航要到1935年才开始运行），而且统统极慢。究竟有多慢呢？我们看看冰心1929年12月的那次探亲旅程就知道了。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年关未到，离旧历年还有一个多月，但冰心接到了母亲在上海病重的电报，赶紧动身去上海。

12月14号一大早，冰心就给旅行社打电话，要求代买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诉她：这几天回上海过年的人特别多，所有的舱位都卖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号才能有票，而且还是最差的四等舱。冰心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猪圈，是狗窝，只要能把我渡过海去！”就这样订下了19号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车站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

冰心在12月18号下午4:50分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天津国民饭店开房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号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10:00，这艘船才缓缓开动。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冰心乘坐的那个小舱不过五六个平米大小，却有上下两层四个铺位，而且除了冰心，每个铺位上的乘客都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夹杂着油味儿、垢味儿和烟味儿扑面而来，闹得冰心没法休息。

“顺天”号驶出塘沽，风浪很大，冰心打小见惯风浪，从不晕船，可是其他乘客却呕吐起来，以至于冰心连波涛声都听不见，只听得见人们的呕吐。每到吃饭的时间，茶房一叠声地叫喊“吃饭咧”，她都没有胃口，不饮不食，只想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安静了。

12月22号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时间！您可以想见在民国时代回家过年有多么难。

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过年，而是选择在193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会轻松很多。在1934年，京沪之间虽然也没有直达的列车，但是可以换乘，这样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东站乘坐特快列车出发，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苏州，然后在苏州换乘“沪宁特快”，当天晚上10:00就能抵达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个小时。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冰心必须能保证自己买得到特快列车的车票，因为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特快列车总是很抢手，需要托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票。而如果冰心买不到这样的车票，那她只能乘坐普通列车回上海了。

坐普通列车回家过年是什么情形呢？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民国作家程瞻庐的描述：

拥挤！拥挤！三等车变成五层楼了！

最高一层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车顶；

其次，高卧两旁搁板上，放行李杂物的搁板；

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车间之靠背；

其次，坐椅上；

最下一层，坐地板上。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爷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没有摆处……